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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明西沙农民暴动：上世纪二十年代初，崇明西沙(今海桥、三星一带)有1200多万步土地(合5万亩)为地主所占有，他们在西沙设收租仓，派专人下乡逼租，佃农饱受重租剥削，苦难深重。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，就暴发过数千佃农进城，痛打残酷剥削佃农的7家大地主，佃农们上午在桥镇西泯沟打恶霸地主张志彬家，再打北门的苏家、朝阳门的周家、南门的昝家，又打严家和陆家，黄昏时在桥镇西小港打黄家。这是崇明历史上广为流传的“打老鸦”(当地人把大地主称做“老鸦”)，即西沙佃户进城痛打张、苏、周、昝、严、陆、黄恶粮户事件。毛泽东在1926年10月25日以润之署名，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《向导》第179期，发表了题为《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》，高度赞扬了崇明西沙暴动。1921年8月，崇明遇到特大潮汛，加上连续狂风暴雨，沿江一带堤岸决口，田禾被淹，树木房屋刮倒，农民流离失所，苦不堪言。崇明西沙三面濒江，连遭风、雨、潮的袭击，灾情严重。幸存的一些农作物，棉花霉烂，稻子发芽，收成只有常年的二三成。受灾以后，地主不顾佃农死活，仍要“荒不减，熟不拖”，勒令佃农按每千步田(合4．125亩)500斤稻谷交租。佃农们忍无可忍，起来反抗地主逼租，推举范仲英、刘万芳、黄守玄、袁振祥、周成之、陆明福、陆国祯、周耀堂、李占玉、张登科、顾老虎、曹野郎等10多位佃农代表，分头召集西沙各圩佃农，于9月13日开进县城，向军阀政府县署报荒请愿，要求减租。县知事严翼迫于佃农们压力，答允派员查勘灾情，再决定减租多少。事后，县署以“灾情尚轻”为由，对佃农请愿减租不了了之。一个月后，地主们继续下乡逼租。10多位佃农代表商议决定，攻打逼租最凶狠的严家仓，举行抗租暴动。10月29日，各圩以鸣锣为号，集合佃农4000余人，手持钉耙、扁担，包围严家仓，佃农们高喊：“打死恶粮户”，捣毁严家仓门窗。因大地主严亚洲闻讯逃跑，佃农扎了个稻草人，里面塞进猪肚肠，视作大地主严亚洲，将其抛入江海。严家仓的收租帐房先生，吓得当众求饶，声言不再逼租。由于大部分地主都不肯减租，佃农与地主之间的斗争愈益激烈。佃农代表商议，公推范仲英为总领头人，召集更多佃农再次进县城请愿，一定要县署出告示对折减租。11月12日早晨，锣声四起，佃农们举着围腰旗，手拿发芽稻穗和烂铃棉枝，肩扛钉耙、扁担，从四面八方汇成一股巨流。中午时分，上万佃农涌进县城，顷刻间，县署前人山人海，佃农们不断高呼：“请县知事接见”，“县知事出布告减租”等口号，还张贴“打倒恶粮户，荒年要减租”等标语，散发“算一笔种田收入帐”传单。县知事严翼在佃农的压力下，不得不与范仲英、刘万芳、袁守玄、顾老虎、周成之、袁振祥等佃农代表在县署花厅谈判，被迫同意按原租额四折交租；取消24两为1斤的收租重秤，改为18两3钱为1斤的通行秤收租；每千步揽票费10元改为2元。后来，人们把这次减租斗争，称之为“西沙田革命”，也称“民国十年田革命”。在县署贴出减租布告后，一些大地主气得暴跳如雷，庙镇恶霸地主陶希成，为人凶狠外号“陶杀头”，他对县署贴出减租告示不服，到处游说，准备到省府告状，要惩办佃农代表，气焰十分嚣张。11月18日上午，愤怒的佃农们冲进陶家仓，一举抓住了陶希成，农妇杨大嫂气得张口咬陶希成的耳朵，狠狠地打击了恶霸地主不肯减租的气焰。1922年春，县署为加强对西沙农民的控制，在三光镇设立警分局。乡“保卫团总”、恶霸蔡茂智和巡佐张士君相互勾结，滥收捐税，把少交或交不起捐税的农民关押进警察分局。农民纷纷要求佃农代表捣毁三光镇警察所，解救农民兄弟，佃农代表公推范仲英领头筹划此事。一天上午，各圩突然鸣锣，数千佃农汇集到三光镇，高呼：“打倒贪官污吏”，“取消苛捐杂税”口号，冲进警察分局，巡佐张士君和警察见势不妙，慌忙更衣溜走。愤怒的佃农们砸烂了警察所内关押人的栅栏，救出被关的农民，把警察留下的制服、被褥、帐子全部焚毁。事后，乡董佐徐仰山和恶霸蔡茂智上诉县署，控告佃农代表“鸣锣聚众，捣毁警局”。县署派出8个警察，到三星镇捉拿佃农代表。佃农闻讯，立即鸣锣，有数千佃农赶往三星镇，驱赶警察，保护代表，吓得8个警察连夜逃回县城。与此同时，10多位佃农代表商议决定，收集恶霸蔡茂智十大罪状，延请了一位有正义感的律师，向县署控告恶霸蔡茂智勾结警所，苛捐滥罚，敲窄勒索，鱼肉乡民。并再次发动佃农进城请愿，数千佃农高喊“打倒土豪劣绅”，“惩办恶霸蔡茂智”等口号，迫使蔡茂智到县署受审。当时，县知事王矗摄于农民压力，不得不将蔡茂智扣押监禁，乡董佐徐仰山革职两月。蔡茂智害怕吃官司，央人向佃农代表求饶，拿400元大洋，给律师办酒，向10多位佃农代表道歉。官司打赢了，但佃农代表为承担打官司的费用，筹款借债，付出了很大代价。1923年8月，崇明的大地主变换手法，请县署出面召开业佃双方代表协商会议，组织成立“业佃维持会”(简称“佃业会”)，名义上是改踏田均分为议租制，议定租额标准，调解业佃纠纷，实质是以此欺骗麻痹佃农，缓和佃农与地主的矛盾。“佃业会”设在三星镇，代表业五佃四，正副会长、会计、书记均由业方担任，佃农代表范仲英提出异议，县署不予采纳，推说人员已定以后再说。第一次“佃业会”会议在城内万安仓召开，经过激烈辩论，议定租额标准为：收成差的圩每千步租谷280——300斤；一般收成的圩300——320斤；收成较好的圩320——340斤。这是佃农代表理直气壮地进行争辩的结果，业方代表摄于“田革命”的声势和威力，不敢坚持过高租额。但是，没有多久，“佃业会”完全被地主阶级所操纵，他们以“佃业会”名义，作出按老标准每千步收租500斤的决定，又恢复了大秤收租，“田革命”的斗争成果完全丧失，欠租佃农又被拘捕关押。大地主和县署勾结，还要捉拿西沙抗租抗税的佃农代表，代表们不得不到南京申诉告状，等了一个多月没有结果。“田革命”的领导人刘万芳、周成之、顾老虎、曹野郎等先后被捕，押送苏州监狱。周成之在保释之后，贫病交迫，不久便病故，其它代表都在狱中被害。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“田革命”，高度赞扬崇明西沙农民暴动。他在1926年10月25日以润之署名，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《向导》第179期，发表了题为《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》一文，文中论述：“崇明，长江口之一岛，岛之全域为崇明县，均长江泥沙沉淀冲积而成。岛之四周年涨新沙，因此沙田甚多，佃农甚多。今举上沙一地为例，此地地主剥削佃农非常厉害，每千步田要纳保证金50元。这种田完全是新涨的沙田，农民逐渐替地主们经营成熟。成熟后，地主管田底所有权，农民管田面权。每年耕种所用人工、肥料、农具、种子等到均归农民自备。秋收后每千步田要纳租谷500斤甚者500斤以上。地主到农民家里的时候，农民要请他吃好酒饭，不然便难免加租。收租的秤，大概都有在20两以上。农民如稍反抗，马上送县究办。农民若今年欠了5元租，明年就要还10元、20元，又不得不还，于是农民之破产者年年有之。此地农民曾在民国十一年(是民国十年)起了一个暴动，并没有什么赤党、过激党煽动他们，他们自己成群起来打毁警察局，割去地主陶某的耳朵(是咬坏耳朵)，并大闹县署要求减租。后因团结不固，首领被捕，以致失败。今年江苏遭了普遍的旱灾，田亩减收，上沙地方每千步田农民只收谷三四百斤，而地主缴租却坚持要照1日例缴500斤。地主且以“佃业维持会议决”以欺农民，于是农民恨地主益深，暴动又将发生了。”，诚如毛泽东同志所预见，自1926年至1927年间，崇明西沙在共产党领导下，又掀起了规模更大的农民暴动，发动了第二次“田革命”，成立农民协会，组织农民自卫军，筹备农民武装暴动，后因反动派的血腥镇压，使农民暴动“流产”，农民运动被迫转入低潮。
城乡居民收入：2008年，全县职工年平均工资34700元，比上年增长23.8%；农村住户年人均纯收入8350元，比上年增长11.5%。居民储蓄总量不断增加，年末城乡居民储蓄余额215亿元，比年初增加38.0亿元，人均储蓄达30980元，比上年增加5767元。
历史沿革：公元618年（唐朝武德元年），长江口外海面上东沙西沙两岛开始出露。以后许多沙洲时东时西、忽南忽北涨坍变化，至明末清初，始连成一个崇明大岛。公元696年（唐朝万岁通天元年）初，始有人在岛上居住。公元705年（唐朝神龙元年），在西沙设镇，取名为“崇明（“崇”为高，“明”为海阔天空，“崇明”意为高出水面而又平坦宽阔的明净平地）。公元1222年（南宋嘉定十五年）设天赐盐场，隶通州。公元1277年（元朝至元十四年）升为崇明州，隶扬州路。公元1396年（明朝洪武二年）由州为县，先隶扬州路，后隶苏州府，兼隶太仓州。民国时期，先后隶属江苏南通、松江。抗战时期，隶属于上海特别市。抗战结束，前后隶属于江苏苏州，南通。解放后，隶属江苏南通专区。1958年12月1日，崇明县随同其余当时9个县（嘉定、宝山、上海、松江、奉贤、南汇、青浦、川沙、金山）重划归上海市管辖。2000年初，崇明县辖20个镇、5个乡。2000年12月，经上海市政府批准：撤销城桥镇、侯家镇，设立新的城桥镇；撤销陈家镇、裕安镇，设立新的陈家镇；撤销堡镇镇、五滧乡，设立新的堡镇；撤销新河镇、新民镇，设立新的新河镇；撤销港沿镇、合兴乡，设立新的港沿镇；撤销大新镇、竖新镇，设立新的竖新镇；撤销建设镇、大同镇，设立新的建设镇；撤销港西镇、港东乡，设立新的港西镇；撤销庙镇镇、合作镇、江口镇，设立新的庙镇；撤销三星镇、海桥乡，设立新的三星镇。至此，崇明县辖13个镇、1个乡。
俞保元：俞保元(1905—1930)，化名蔡昌，出生于排衙镇西北(现港东乡排衙大队七生产队)的一个贫农家庭。16岁进陆伯良的布庄当学徒，在陆铁强、俞甫才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。1927年初，俞保元由叔父俞甫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不久到武汉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党务训练班学习，6个月后回上海。不久遭国民党反动军警逮捕。后经中共党组织营救回崇。1928年8月，中共江苏省委农民部派杨思公和严震来崇担任临时县委负责人。杨、严与俞保元等人在三星、海桥、堡镇、汲浜一带发动群众，并在南盘附近成立了有百余人参加的雇农会。同时恢复党组织，在东部地区建立了3个党支部。1929年12月，俞保元化名蔡昌，任中共崇明县委书记，并兼一区的工作。当时党组织屡遭反动当局破坏，俞以小学教师身份作掩护，深入工厂、农村，进行艰苦的工作，使党组织又有所发展。1929年底，俞保元和县委委员施季麟等秘密去堡镇大通纱厂，发动工人罢工，迫使资本家给工人增加工资。在农村，他们组织农民开展“减租减息斗争”。1930年，中共江苏省委指示县委在“五·一”国际劳动节组织暴动。4月12日晚，县委在堡镇西面海界宅召开全县工农兵代表会议，研究在“五·一”节示威游行和罢工等问题。由于地下党员刘金甫叛变，会议将结束时，突遭国民党军警袭击，到会48名代表全部被捕。俞保元、施季麟、郁志翘等12人被押往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，监禁于漕河泾监狱。俞保元被判9年徒刑。他在狱中坚持斗争，因组织难友越狱失败，于1930年9月9日在龙华英勇就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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